顾廷龙的护书精神,上图珍稀家谱出版

学者自立于天地间,以有涯之生,获千古景仰者,咸在道德文章二事。前辈顾廷龙先生,勤慎忠实,博通经史,护书如命,毕生奉献图书馆事业,兼有两美而无遗憾矣。——何

犹忆两年前,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应邀赴上海图书馆,参加顾廷龙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会。坐在我前排右边,有一位白髮老人,名叫李文。作为职工代表,她谈起一件感人往事:
“师母潘承圭出身苏州名门,原为上海合众图书馆职员。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一日,她因健康原因,写了退职信:我在职休养,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健康还没有完全恢复,恐怕一年内难能销假。而我思想上感到拿了工资不工作,终觉不安。因此,请求退职,以便从容休养,即希照准为荷。
“合众图书馆于一九五三年捐献国家,两年后,改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顾廷龙任馆长。听说师母要退职,大伙儿一起劝说:每个人都可能生病。师母生病会好吗?如果不好,还有病假工资。退职后,既没有劳保,也没有医疗,病假工资也拿不到,靠您一人工资维持生活,还要给师母看病,负担很重!顾老却坚持说:这是师母的意思。最终,还是办理了退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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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旧址
“这件事,现在来讲不可理解,当时我们也是接受不了。从这些点滴往事,可以看出顾老与师母的为人。”
一贯重视古籍修复
李文发言后,我弯腰走到她身旁坐下,急切地问:“李老师,您认识我祖父吗?”“你祖父叫什么名字?”“何长生。”话音刚落,她用双手一把抓住我的左臂,“不容易啊!”她眼圈红了,泪光闪烁:“他有你这么大的孙女!你见过祖父吗?”我克制住感情:“没见过。我们会后再谈。”
李文年已八旬,有山东人的豪爽。次日早晨,我如约来到李文家,听她讲述往事:“一九五五年初,我从鸿英图书馆调往历史文献图书馆,住在顾老隔壁小房间。顾老房间有一张圆桌,到了饭点我就过去,陪着顾老与师母,一边吃一边聊,心中有家的感觉。
“我年纪小,偶尔还会跑到外面解馋。顾老却很容易满足,无论食堂烧什么都不会挑剔,饭后不忘把桌上米粒捡起来吃掉。只有儿子诵芬从外地回来,老两口才会改善一下伙食。刚到图书馆时,我在夜校读书。顾老为我开起小灶,每周讲授两次《孟子》。一时兴起,他会摇头晃脑地吟唱起来。后来,他让我整理张元济、陈叔通信札,教我辨认作者签名的细微变化,以此推断大致年代,使我受益匪浅。
“一九五六年四月,馆里来了一位老先生。我一看,呵,这老爷子身材高大,面容清秀,双眼有神,鼻樑挺直,长得好神气!让人眼前一亮。再看这老爷子真清爽,穿着白色中式上衣,脚上是黑色圆口布鞋,手里拎着一只小藤箱,还有一个铺盖卷。他就是你祖父何长生。顾老请他到馆里从事古籍修复,有国家正式编制,户口也从杭州迁入上海。”
对于古籍修复,顾廷龙一贯十分重视。版本目录学家潘景郑曾谓:“装潢之业,文化辅车,千百年来,相依相存,不可偏废。举凡图书文物,深赖装潢以维护之。”
在《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中,顾廷龙对古籍装订模仿西方做套,以便陈列插架的做法,提出六大弊则,他建议“排列架上,不妨用旧式卧置之法,有布套或夹板者仍之,每一种夹一书籤,借时调取亦甚方便。”合众创办人叶景葵也认为,“中国书宜平放,北平图书馆善本书亦平放。”
即使在一些细节上,顾廷龙也十分注意。比如,古籍部书库出纳台为读者提书时,要求书口朝内,书背朝外,防止书页因空气流通而翻动起来。
“当时,我是办公室秘书兼人事,所有手续都是我跑上海文化局办理。你祖父的工作室,台子真够大!老爷子修书真是精致。纸张有许多种,我看上去都差不多。老爷子平时话不多,待人很客气。吃饭时,他喜欢喝黄酒,就点花生米之类。大伙儿知道他胃不好,劝他少喝。不久,他生病了,查出来是胃癌晚期。
“一个弟子也没来得及带,很可惜。顾老真心疼!你祖父决定回杭州。按规定,医药费每月报销一次。馆里批了以后,我再去文化局报销。你祖父住院,经常报销医药费,馆里就先预支。病逝后,你祖母在一名女眷陪伴下,来到馆里。顾老接见了她们。”
“李老师,您辛苦了!”我感动地说:“祖父入职历史文献图书馆,已经六十岁了。这份工作来之不易,却只干了一年。家中保存有图书馆七封来信,其中一封是顾老亲笔签名。顾老给予我们家庭很大帮助,全家人都感激他。请问信件持笔人是谁?”
“是办公室主任郭保清。”李文说。 废纸堆抢救文献
一九五八年,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併入上海图书馆。一九六二年起,顾廷龙主持上海图书馆馆务,二十三年后,改任名誉馆长。其间,顾廷龙专门在古籍部成立修补组。他说,上图现藏有家谱一万种,七万五千册,数量很多,不过纸张已经很破旧。这使我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古籍整理工作中,修补古籍是第一步,应该把培养古籍修补人才列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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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书如命的顾廷龙
顾廷龙对图书馆事业的热爱,最初让李文难以理解。有时,顾廷龙正吃着饭,屋外传来收破烂的小贩吆喝声,他立刻发话:“李文,你快去叫住他。”当着众人的面,堂堂馆长在废纸堆里翻来捣去,如果发现有价值的‘宝贝’,他会出双倍价钱买下,比如永安公司老板郭家日常开销帐册。
“在顾老手下工作,我们经常自嘲是收垃圾的。”李文诙谐地说:“就我个人而言,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周谷城、胡道静、吴湖帆等学者常来,要是图书馆下班了,顾老会亲自去书库取书。有些书很少人借,积了一层灰,顾老的习惯动作就是拿衣服袖子擦拭。
“我到历史文献图书馆的第一天,为了积极表现,特意起了个早,去办公室打扫卫生,把屋里的垃圾都倒掉了。顾老来了,脸色有些异样,询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会表扬我,谁知捱了一顿批评,‘谁让你倒的?’事后,我知道自己坏了规矩。以往的经验是,垃圾先装进麻袋,实在装不下才倒掉,但必须再检查一遍,防止遗失重要的卡片或档案。
“解放初期,我们依据上级指示,接管其他单位的图书资料。由于历史文献图书馆规模小,论资排辈只能落到后面,眼睁睁地看着好东西都被别人挑走了,大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唯有顾老若无其事,似乎还有些庆幸,‘我们这里地方小,其他图书馆要是看中了,能给它们一个归宿,我也就放心了。’终于轮到我们了,眼前的景象可以用一片狼藉来形容,顾老这会儿变得斤斤计较起来,‘千万要细心,片纸只字皆史料。’”
最让李文难忘的是,一九五五年秋某日晚上,顾廷龙接到上海市文化局来电,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遂安县收购了一大批废纸,大约有二百担,其中或许有线装书,准备送去造纸厂做纸浆。
顾廷龙连夜奔赴现场察看,发现“废”中藏宝,翌日即带领同事前往翻检。工作现场是纸屑飞扬的垃圾堆,他们不顾尘垢满面,汗流浃背,一大包一大包地解捆,逐纸逐页地翻阅,只要有资料价值,绝不轻易放过。
经过连续十一天劳作,一大批珍贵历史文献被抢救出来。从内容上说,有史书、家谱、方志、小说、笔记、医书、民间便览、阴阳卜筮、八股文、帐簿、契券、告示等。就版本而言,有传世孤本明万历十九年刻《三峡通志》,流传稀少的明本《国史纪闻》、《城守验方》,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还有不少旧抄与稿本。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硃卷与家谱之所以成为上图收藏专门,与这次废纸堆中披沙拣金分不开。鉴于此次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等史料,绝非从正史中能找到,也不是花钱可随便买到,顾廷龙随即在报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构关心图书文物情况,向群众进行广泛宣传,以杜绝将珍贵文献弃为废纸的现象再发生。
同时,顾廷龙提出十数种容易被人们忽略的资料,譬如旧社会死人,大都要发“讣闻”,有的附上小传,有的附上哀启。若将许多小传汇编起来,就会起到类似明朝《献徵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又如,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起来,就是电影事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李文说:“解放初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当时没人理会家谱,这些又脏又破的旧物。我们也是敬而远之。顾老却独具慧眼,本来废纸一堆的家谱,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新生。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老先生真了不起,他能坚持下来需要多大勇气。今天,我们谈论如何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家谱的研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上图家谱文献对外开放前,新闻工作者邓拓是第一个读者,顾老帮忙一起查找资料,直到对方满意离开。”
甘为他人做嫁衣
顾廷龙用六个字概括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他提出“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顾廷龙筹建上图影印工场。在短短几年中,即有三十馀种馆藏珍贵文献公诸于世,包括宋本《唐鉴》、《孔丛子》及乡先贤《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明刻本《松江府志》、《三峡通志》;清刻本《康熙台湾府志》;稿本《古刻丛钞》、《刍牧要诀》、《稼圃辑》等。
顾廷龙一生编过不少书,“尤以编书目居多,或个人独编,或集体合编,这是职业使然。”诸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四十年代《明代版本图录初编》、五十年代《中国丛书综录》、八十年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以及九十年代《续修四库全书》。
一九六〇年,顾廷龙发起编撰《近代期刊篇目汇录》。李文回忆说:“这年四、五月份,顾老找我谈话,说馆里拟把解放前旧期刊社科类论文编成索引,你就到徐家汇藏书楼筹备小组报到吧。他嘱咐我努力工作,在工作中好好学习。从此,我走上编製期刊索引工作之路,直到一九九六年退休。
“不久,《汇录》编辑小组召开成立大会。顾老首先发言,特别强调把浩如烟海的资料,编成一个完备目录,是为研究者积累知识、节省时间与精力的一门学问,勉励大家尽力完成任务。汇编工作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至一九四九年解放,跨度一百零九年,所以汇编小组简称‘一〇九’。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们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上班,晚饭后加班到九时左右,每个星期日加班半天。后来形成制度,既没有加班费,也没有调休,大家自觉遵守,很少有人请假。查库工作一结束,即投入抄卡,卡片是从纸厂购买边角料,切割成卡片大小,纸质各不相同,一式三份,再加复写纸共五层,用圆珠笔抄写。顾老经常来指导工作。”
《汇录》第一辑出版后,编辑小组正在校阅第二、三辑清样,并准备将一九一九年以后各辑资料送出版社时,“文革”开始了。汇编工作被迫中断,卡片资料装箱储存,造反派“扫四旧”,竟以“房屋拥挤”为名,以六分钱一斤代价整车运出,卖给造纸厂回炉。
每念及此事,顾廷龙老泪纵横。这些期刊资料共有一百多万张卡片,一百多人花了七年时间,从二千五百多种期刊中抢救整理的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汇录》才重新编製、陆续问世。
俞尔康作为《汇录》主要负责人,因积劳成疾,不幸于一九七三年病故。上世纪八十年代,《汇录》发过唯一一次编辑费,编辑人员各八十元。顾廷龙特批俞尔康一百五十元,由李文陪伴到上图家属宿舍,把钱交给俞夫人。俞夫人感动不已,让孩子们跪下磕头。
李文忆起,俞尔康进入历史文献图书馆,完全是毛遂自荐。他原是浙江宁海某小学教师,来信表达对文史及图书馆工作的兴趣,并随函附上用小楷书写的研究明史论文。顾廷龙阅后十分欣赏,让李文约他来沪面谈。俞尔康不负众望,成为继王煦华之后,顾廷龙在业务上的左右手。
“‘文革’中,顾老捱批斗,师母被迫害致死。我不知如何宽慰老人。我带着孩子,捎上饺子、松子糖、花生,这些都是顾老爱吃的。顾老很高兴,但他闭口不提师母的事,我也没敢吭声。‘文革’结束,物质供应还不充裕。有一天,顾老突然来看我,把儿子诵芬孝敬他的麵粉、猪油都拎了过来,说是我家人多,口粮不够,使我热泪盈眶。”在李文心目中,顾廷龙是导师,更是父亲一般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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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1997年
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
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
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 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
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 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

《上海图书馆藏珍稀家谱丛刊》

关键词:张元济;顾廷龙;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古籍;年谱;学术;先生;序跋;创办

正所谓国有史,家有谱,在传统社会,国史可以明王道而正国体,而家谱则可以明人伦而正风俗。家谱,在古代,主要是作为维系家庭、宗族血脉相连和稳定繁盛的重要构件,并且由家族推及乡里,人伦明则风俗正,进而使国之四维长葆不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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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今天,家谱不仅成为全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钥匙,也因其能够折射不同时期的社会变迁、政治生态、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的面貌,而为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民族学等相关领域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据统计,《中国家谱总目》收录中国家谱共计52401种,而目前上海图书馆就藏有30000余种,近400个姓氏,覆盖全国27个省级区划,是国内外收藏中国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因此有中国家谱半壁江山、全球中国家谱第一藏的赞誉。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为了让这些丰富的馆藏资源能够更方便地为更多的需求者利用,发挥更充分的作用,也更好地保护家谱原件,避免因重复使用而造成不可逆的损坏,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针对馆藏家谱各方面的特色,从中遴选出了一批珍品甚至孤品,影印出版为《上海图书馆藏珍稀家谱丛刊》。近日,丛刊第一辑30卷面世,并于3月7日下午在上图举行了新书首发座谈会。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3月7日下午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了新书首发座谈会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稀见家谱可补正史未见资料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据丛刊负责人顾燕介绍,第一辑名人和世家望族家谱为主,收录了徐阶、董其昌、陈洪绶、毛奇龄、华蘅芳等5种名人家谱和无锡秦氏家谱。这些名人和世家望族家谱,不仅载有名人本人不见于其他文献的生平资料,可补正史、方志之不逮,且家谱中大量其他记载,提供了名人的生活背景、家庭教育、社会关系等珍贵史料。

以《董氏族谱》为例,里面不仅有明代画家董其昌这样的鼎鼎大名者,还有如明代嘉靖诗人董宜阳、因弹劾严嵩而出名的董传策等文人,加上与他们交往的士大夫、文人所作的不见于其他文献的碑铭、传记等文章,构成了当时的士人生态圈。

家谱第一藏源自拼命采集

上图能够汇聚如此具有质与量的家谱,是经过几代人不断努力的结果。在上世纪30年代末,著名古籍版本学家顾廷龙与朋友创办合众图书馆,专事保存亲朋好友的藏书,以不至流散,其中就包括对家谱的收藏。但真正大规模收藏家谱,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8年,前身为合众图书馆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顾廷龙担任馆长。从这之后,上海图书馆开始大量收集包括家谱在内的古籍文献。

2000年,上图曾编辑出版《上图馆藏家谱提要》,收录家谱11730种,这些家谱大部分是顾廷龙等老一辈上图人收集而来的。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介绍,上图对民国以前古旧家谱的采集从未停止。

但问题是在破四旧时期,大量家谱被毁,存世古旧家谱的采集是越往后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上图的工作人员仍然在20年间,将古旧家谱的馆藏数字翻了一番,令周德明感慨很不容易,蛮拼的。比如说仅2015年上图就新收集家谱759种、6835册。家谱是越收越少,目前可以找到的多数已在民国以后,采集古旧家谱也许还有三五年机会。

家训、家规仍有现代意义

家谱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料,它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同样值得重视。

上图原党委书记、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王鹤鸣就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五千年没有中断过,就和中华民族千千万万的家族都有修家谱的文化有关。每个家族的历史几千年来连续不断,就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连续打下了重要基础。在王鹤鸣看来,家谱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记忆档案,每个炎黄子孙都可以通过家谱来寻找到自己的根。

而家谱中记录下来的家风、家规、家训,越来越受到学术研究和社会的重视。2014年,上图就曾举办过中国家谱家训族规资料展,其中所传达出的修身、和睦、竟也、治家、教育、诚信等不同方面的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让参观者深深感受到,这是一笔文化财富,无论是对个人涵养的培育,还是对家庭的健康和谐都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王鹤鸣认为,现在社会上如颜氏家训、柳氏家训的流行,以及家风、家规研究的方兴未艾,正说明传统文化在今天仍然能生发出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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