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下单,那些缺电却多乐趣的日子

原标题:比起现在的开学装备“一键下单”,父辈们的开学却要用一个暑假来准备|豫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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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秋高气爽开学季。2000年出生的娃儿们已经成人,要迎接人生中另外一个学习阶段了。现在,开学的各种准备点一下“确认下单”可以瞬间完成。在大城市,汽车已经开始昂首阔步,逐步淘汰了“单反相机”,和“手机、电脑”形成新的“开学三大件”。而在父辈们成长的那个年代,河南农村娃又是怎么做开学准备的?

图自视觉中国

电可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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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杭州频道6月10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赵路 通讯员
诸敏芳)6月5日19时,天色刚暗。位于杭州留下街道杨家牌楼的中心小广场上,65岁的杨志平头戴照明灯,向前微微欠身。他的身后,是数百双聚精会神的眼睛,齐刷刷盯着七八米开外的荧幕——上面正播放着电影《廉政风云》。

晚上,突然一片漆黑,唉叹一声,又忘了买电了,在买电的三分钟里,焦躁的面对着屋内一片漆黑,心里无比压抑,连呼吸都感觉困难了,还好,有万能的某宝,三分钟后黑暗就结束了。

朱玉凤 | 文

“当了41年放映员,放了6000多场电影,晚饭几乎都吃成了夜宵。”杨志平向记者打趣道。

想想自己小时候,八十年代河北农村,电还是很稀罕的一种东西,一年里头,哪天晚上有电了真真才是稀罕事,上小学是在八十年代末期了,但电对于那时候依然是稀缺的,小时候写作业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煤油灯,是的,我不是在讲故事,也不是在夸大其词,煤油灯陪我度过了整个小学,记得上一年级,下学期老师刚发下新课本,那时候第一篇课文是《春天在哪里》,晚上写语文作业时,弟弟在边上挤乎(捣乱),结果碰翻了煤油灯,烧坏了我的语文课本的右下角,第一课到第三课的课文部分内容就看不到了,弄得我当时哭了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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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杨志平进入了当时的“留下放映队”,成为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从那时起,他和同事万永良一起,用自行车载着放映器材走村串巷,找空地架起设备,拉来电线,支好荧幕,在一个个农事繁忙后的夜晚,把欢乐送到千家万户。

针对于秋冬季的夜晚,面对没有电的大部分时间,除了写作业,我们的最爱便是听爸爸和娘给我们讲故事,在外屋,就着煤油灯的光亮,围坐在笸箩周围,边褪玉米边听故事,妈妈最爱讲的是傻姑爷的事故,各种版本的都有;而爸爸总讲一些鬼怪的故事,听完了好几个晚上半夜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过去上大学得准备一个暑假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几乎每个乡镇都组织了电影放映队。据杨志平回忆,在杭州范围内,乡村电影放映队最多时达上百支。即便如此,由于电影“档期”有限(一部热门电影,每个乡镇往往只有3天租期),依然满足不了需求。一个放映员,十来个村“抢”,也是常有的事。

而随着生活条件的慢慢变好,村里有些家庭开始有了电视。

二十世纪初的高三暑假,是枯燥单调而又紧张的。等来了那一纸大学通知书,或雀跃或失落的心持续不了多久,就要为那些离开做准备了。

“一个放映队,既是一座流动的电影院,也是一个流动的宣传站。”杨志平说,选择影片时,他挑的几乎都是红色题材电影。从最早的《地道战》《闪闪的红星》,到后来的《开国大典》《大决战》,杨志平总在第一时间带给乡亲们。

邻居一个舅舅家是我们胡同第一家买电视的,也只是一个14寸的黑白电视,可一到了晚上,整条胡同的邻居都会在院子里呈扇形排开一起看电视,那场景堪比村里放电影。

迫不及待地等到了赶集的日子,跟着爸妈一起去挑选各类物品:衣服、牙刷、牙缸、水杯、肥皂。只要能带上的,就要一一备齐。

此外,杨志平还有个保持至今的“小习惯”——在每一场电影开播前,他都会进行半小时左右的“红色思想教育”。有时,他会用放映机播放自己亲手制作的幻灯片,都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时他会自编自演一段江南小调,用二胡、快板伴奏,引发全场掌声雷动。

小孩子们喜欢看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之类的打仗片子;爸爸们喜欢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历史剧;娘她们喜欢看《几度夕阳红》《烟锁重楼》《星星知我心》之类的台湾家庭伦理片,所以,一到放电视时,几拔人就锵锵起来了,反正总有不满意的,但,就算不满意,也舍不得走,总是陪着一起看到结束。

虽然集市上的摊位简陋,但物品却和城里的商场超市一样琳琅满目,还能砍价,遇到好说话的商贩,除夸赞一声“恁家孩真不赖,争气”外,还能额外减去零头或者搭送些实用的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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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甚的可能就是我们家了,夏天的时候天黑的晚,所以在农村晚饭也是比较晚,一般是八点左右,可那时候,好节目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家的惯常就是端上锅,拿上锅筷,边看边吃。冬天的时候,电视便挪到了屋里,小孩子们在地下坐一排小凳,大人们一般坐在炕沿边上,而舅舅一家人经常会被挤到炕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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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电视的不断普及,刚经历了“黄金十年”的乡村电影逐渐步入低谷。对于杨志平来说,“吹拉弹唱”依旧,只是为之喝彩的观众越来越少。

这样过了大约一年左右,在临近春节时,出外包工的爸爸回来给我们带了一个好消息,家里也要购置一台电视,17寸的黑白的,比舅舅家的还大些呢,虽然那时候还是经常面对漆黑一片的夜晚。

爸妈也像发财了一样出手大方,平时问询了多次的东西也会毫不犹豫买下来,直到左右手拎不下为止。

身边放映队的同事一个接一个离开,周边村庄的电影放映队也纷纷解散。有人劝杨志平改行,合伙做生意、跑运输,可他一一婉拒。“一方面,我真的爱干电影放映这一行;另一方面,红色电影的教育作用百姓需要,社会也需要。即使别人不干了,我还得干!”

娘一直觉得爸爸买电视浪费钱,不当吃不当穿,可一件事让她很高兴,那就是自从有了电视,我和弟弟的作业没有再让她催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然后期盼着这个晚上能有电。

这样子的赶集,要轮番上演好几场,直到把能想起来能带动的东西买全才算作罢。

1998年,杨志平把自家的两层楼房进行了改造,一楼的几间房打通,安置好座位和放映设备,一个约150平方米的“家庭电影院”开张了。平时晚上放映,休息日全天不休,主题依然是“红色电影”,门票一元一张,能看两部电影。

就像芒果台每年播《还珠格格》一样,我们小时候每个暑假都会播放的是陪了几代人的《西游记》,上午8点开始,到晚上节目停播才结束,好多个台轮换播放,一般是看了河北1、看河北2、然后看保定1……反正哪个台有《西游记》,就一直追着,无论从哪集看,都能接茬看。看得最壮烈的一次,暑假开始后这样连着看了一周,舅舅家的电视直接被看冒烟了(电给力了,电视悲惨了),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维修电器的,维修电器的都是逢五、逢十时村里赶集的日子才会过来,到了赶集的日子,搬到维修电器的摊位上,师傅说开机时间过长,显像管烧了。

重头戏当然是妈妈准备上学四年使用的被褥,一般都需要上下两床。妈妈像打发出嫁闺女一样提前备好自种的棉花,在西屋的平房上晒了又晒,拣除其间的棉花叶等杂质,用自行车带到镇上弹棉花店里去变魔术。

杨志平的“家庭电影院”一开就是10年。人多的时候,100多人的位子能满座。人少的时候,观众只有十来个人,甚至个位数的也有。最少的一次,只来了6个人,连租片的成本都收不回。可杨志平始终没有放弃。

那时候,对着没有电、没有其他娱乐的夜晚,并不感觉漫长、难熬,更没有焦躁、压抑的感觉。反观现在,电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光亮、温暖、方便的生活、是现代文明高速前进的动力源。现代人,断电亦或有电,经常都会无所适从、无聊、空虚、焦躁、压抑,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对着电视……娱乐项目数不胜数,哪天没电反倒是稀奇事,可,我们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停电时听故事的乐趣,也再没有了大家一起围坐在院子里边看电视边讨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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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起,国家开始实施“21312”工程,重点支持乡村电影放映——从最开始一场补贴150元,到如今补贴逐步提高至一场240元。对于杨志平来说,这项政策如同雪中送炭——他终于可以背起设备,再次出发放映了。

这个时候弹棉花店也会迎来短暂旺季,棉花店的老板娘往往来不及唠嗑,就得左右开弓,随着一声声弦响、一片片花飞,经过弹、压、拉、磨等复杂工序,一条条洁白软和又带着太阳般温暖的棉胎就成型了。

转塘、闲林、下沙……随着杭州城市的扩张,杨志平的放映足迹越来越远。他发现,乡村电影的观众也变了——从本村村民,逐渐变成了租住在村里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房里往往没有电视机,对于这些“新杭州人”来说,一场免费的电影,意味着一次身心的放松。也正是这个原因,几十年前“每场爆满”的情景又回来了。

妈妈把棉胎带回家,然后从衣柜里拿出几块上次赶集时买的花棉布,在我家那典型的农村四合院里铺上盖场用的塑料薄膜,用打湿的毛巾擦拭一遍又一遍,准备好线圈、大针、顶针,戴上只有做针线活才用得上的黑边老花镜,就开始跪坐式的穿针引线了。

观众变了,杨志平“红色思想教育”的内容也变了。“进城务工指南”“建筑工地安全教育纪录片”“公安防诈骗专题”……这些新内容,不断充实到他的片库中,为“新杭州人”的新生活贡献力量。

首先在棉胎两面粗略缝上两块碎花小洋布做衬底,然后开始四边八角的缝制,这也是最耗时间的工序
,然后横竖再缝几行,直到傍晚时分大小两床被子才算基本收工。

同时,正在杭州遍地开花的农村文化礼堂,也成了杨志平和乡村电影的新阵地。在杨家牌楼,今年3月正式落成的农村文化礼堂一楼,专门开辟了约80平方米的“红色影厅”。这个大厅既是杨志平风雨无阻的放映场地,也成了村里的党建基地。

妈妈把被子叠好收起,捶捶自己的腰,蒸馒头烧稀饭准备一家人的晚餐。

杨志平说,只要有机会,他的“红色电影”放映之路会一直走下去,“这是我一生的使命!只要有需要,我就会带着我的播放设备出现,为农村带来欢乐和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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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记得那天的下午和晚上,我表现很乖巧,小心地躺在铺展开来软软的棉胎上,陪妈妈说话,帮妈妈穿针,就连在灶头前烧锅这样被炙烤的差事,都觉得无限美好了。

责任编辑 杨柳 实习生 哈思媛

也许,那时心头已经开始真正涌出要离开家的不舍。

然后诸如此类小小的情感开始持续发酵。

临近开学,秋风乍起,秋雨淅沥,我跑到村口的小路上或者农田里,任自己这种即将离别的感伤情绪在体内横冲直撞,自言自语抑或大声朗读吟诗以表离别,有时竟热泪盈眶,泪流不止。

然后整理好情绪,风平浪静地哪怕摘一把即将落幕的长豆角或小青茄回家,默默地帮妈妈准备全家人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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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我,正值青春期,这些丰富的情感与自控力训练,大略可追寻至此。

当然,开学最重要的准备还是学费。

省内的学校相对较低,也是三四千块巨款,省外的学校需要五六千块甚至更多。

如果家里有两个同时上学尤其上大学的孩子,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很困难的事情。

好在国家那时候已经提倡助学贷款,可以去乡镇或者走学校的绿色通道办理无息贷款。

考虑到乡镇很近,爸爸就领着我坐上公交车去乡里的农村信用社,信用社办事相对僵化,签字画押都不行,非要盖章。

乡镇没有刻章的店铺,我只能赶往县城花了3块钱刻了一枚红色橡胶印章,印章虽不文艺却拿到了三千四百元的学费,这枚小印章迄今我珍藏着,也算我人生中重要的一个物件见证吧。

开学之前还有人放个电影或走亲访友

回忆当年,在孩子上大学开学之前,有很多家庭会请放映队来助兴,当时农村晚间的电影市场虽然已经式微,但老百姓遇到红白事还会来个一两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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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映场所一般选在村里主街的某个十字路口,约定日期的下午放映队用拖拉机把放映机器拉来,架好,然后晚上主家会找来亲戚朋友吃上一桌酒席。

当然更要叫上村里的电工,电工二话不说就会帮忙把连接放映机的电线挂到村里的电线大线上,如果哪户主家把电工师傅给忘了,可能就对不起了,有时电影播放一半,哎呀,全村都停电了。

毕竟在当时,农村停电还是很常见的事情,跳闸现象就更加频繁,还是要请电工师傅去看看什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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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中断,可能本就稀少的观众会更少,而播放电影的初衷不就想弄点儿人气、凑个热闹么!

所以一般主家都会提前给电工塞包烟打好招呼,可真的停电了电工也没辙,因此播映队往往会做好应急预案:自己带发电机。这是很下血本的。

电没问题了,酒席吃好,响彻几个村庄的喇叭一遍遍开始单方面对话主家:XXX,电影准备X点X分开始,请做好准备。

这声音也意味着一种观众召唤和宣传吧(在上90年代,露天电影剧场还会形成一条具备吃喝玩乐功能的临时商业夜市产业链),在DVD和网络尚未盛行的时代,免费看一场露天的最新版或者具有经典符号的电影,哪怕翻沟穿巷,也是值得的。

更何况还有些老头老太太们有电影情结,更是早早吃过晚饭,搬上自家的小凳子小椅子,顺路叫上老嫂子:“去mar上看电影去啊”。

播放电影的时候也是小孩子们去村里代销铺(店)理直气壮买零食和在播放场所到处钻来躲去撒欢的时刻。

如今家家有了电视机, 小伙伴们月下一起玩耍的场景是越来越难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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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约人去mar上看电影的这个“mar”字,应该是河南话代表字之一。据报道河南洛阳以该字为村名者有之,尤以孟津多矣,公交车报站读“men”,但当地人都说mar。

网络显示虽有《汉语大字典》等近60本工具书可查,但多认为是间隙之意,以jian(间)、xi(隙)、mā(妈)音为解,但河南老百姓不研究不认账,mar多好,就是门外儿啊。

也有的父母讲究的,会要求子女随自己走亲访友一番,一则是对子女读书成长这么多年关爱的答谢,二来意味着子女成人,提点以后的亲戚要经常来往,即使走出去也不能忘了本。

亲友之间那种朴素的情感也会在此刻展现:不仅有满耳的祝福语和亲切的关怀叮咛,而且有时还会收到一些赠礼。

各种庆祝或离家仪式一一完毕,衣服被褥等日常用品被妈妈一次次整理,最后摆放在特意买来的大编织袋里,就等着通知书上那个日期到来,跟随换上干净衣服的父母,你肩扛来我手提,或乘客车或坐火车,一起去赶赴新的人生征程。

从此以后,父母只留下当初最深刻的背影,故乡也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秋冬。

可是现在呢,暑假里你只管伸懒腰,要么是网购,要么就等到开学的当天,父母开车在大学附近多兜几圈,所有的东西就全部搞定。学费生活费也不再是一张张旧旧的纸币,而是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钱包里头的一串串数字。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

朱玉凤
,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04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08级研究生,在体制内工作7年,现定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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